“国民劣根性”问题是“五四”知识分子们率先提出的。谈及此,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。其实不唯鲁迅,这是那时诸多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。叹息无奈者有之,痛心疾首者有之,热忱于启蒙者有之,而鲁迅是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的。梁启超对“国民劣根性”的激抨绝不亚于鲁迅。陈独秀创办《新青年》伊始曾公开发表厉言:凡1919 年以前出生者当死,唯1919 年后出生者应生!何出此言?针对国民劣根性耳。当然,他指的不是肉体生命,而是思想生命、精神生命。蔡元培、胡适也是不否认国民劣根性之存在的。只不过他们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识分子,不忍对同胞批评过苛,一主张默默地思想启蒙,加以改造,一主张实行教育救国、教育强国,培养优秀的新国人种子。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表达了他的希望:培养具有“自由之精神、独立之思想”的新国人这一教育思想证明了他的希望。